我的棋友（散文）

我的棋友名叫张烨。我们玩的是象棋。寒暑两个假期、周日，一有空闲，我们就凑在一起，“当头炮把马跳”地杀上几局。不谦虚地说，张烨的象棋水平，比我臭，但他的瘾头比我大。他来找我的时候多。进了我家，他如入无人之境，也不说话，直奔书柜，从里边拿出棋子棋盘，拉上我的手，把我拽到院里，就摆上了。

　　他不善言谈，非常专注，但往往输多赢少。输了之后，他不好意思抬头，只是双眼盯着棋盘，红着脸，噼哩啪啦，又把十六个棋子摆好了。然后招呼我快摆上，说下一局肯定赢我。下象棋的多半乐趣，在于相互调侃，相互“抨击”，赢者话稠，输者不服。我这时往往不急于摆棋子，而是故意摆架子，说：“不能再玩了，再玩，你还得输。我实在不好意思赢你，弄得你心情不好！”

　　“别费话，快点吧！”他不正眼看我，划拉着手臂，催促我。

　　我仍不着急，掏出香烟，点着，眯着眼，以得意的目光看着他留着胡须的下额。

　　他就帮我把车马炮卒帅士象复位，说：“这回可以了吧！”

　　下棋的输赢，也与心里状态密切相关。他求胜心切，急于挽回面子，这就多少有了心里障碍。我再抓住机会戏弄他几句，他的斗志，就先弱了几成。结果几局下来，他还是输多赢少，有时甚至一局不开张。这时，他“嗖”地站起来，一步不回头地走了。

　　他也是我的文友。他学的是美术，教美术课。他善长木刻，工作之余，就找块栗木板子、摆弄起各种刀具，手工业作坊似地搞起版画创作。名人头像、古代长城、山村木屋等，常在他的刀具之下栩栩如生，出现在地方报刊上。我呢，教语文课，那时做着作家梦，早早晚晚，读书写作，也常见报。他的作品投稿之前，常常找到我，让我给作品起个题目。他的作品发表了，第一时间，要给我拿过来，炫耀一番。稿费汇款单到了，也要给我看看，然后请客。

　　矿山两千多名职工，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人并不多。我们成了矿山的小名人，职工挺高看我们。我们两个享受共同的夸赞，自然心情也就靠近。有一年，他的指导老师、木刻家、唐山画院院长董健生，从唐山专程来石人沟铁矿看望他。他招呼我，同他一起，一路陪同董老师参观矿山生产、游古长城、登山闻栗花香、到官厅水库吃野生鲫鱼。当然，时任唐山劳动日报社副刊编辑的赵新华老师来矿山专程看望我，我也招呼他一路相伴。

　　这种特殊的感情，高于一般的同事，也高于一般的同学了。

　　他还是我的球友。职工子弟学校有一间乒乓球室，供师生活动。每天下午两节课后，张烨、赵、杨等我们几个爱好乒乓球的老师，就先后进入乒乓球室，鏖战一番。张烨他们几位个子高，直握。我个子小，横握。他们几个都比我打得好。那时一局是21分，一局下来，我总要输三五分。人多台子少，只能两个人在台上打。我们就采取淘汰制的办法决定谁在台上谁在台下。两三个小时内，不管我如何卖力，我在台上的机会，也总是少于他们。这时张烨就主动下来让给我。赵、杨也时常“恩赐”我几局。我成了被照顾对象。下班了，大家打累了，张烨就撺掇长我们几岁的赵老师操持吃饭喝酒。于是，我们打平伙，一个愉快的晚餐就开始了。酒是越喝越厚的，我们几个如影随形，整天在一起出入。

　　张烨自然又是我的饭友。单身汉的几年，甚至结婚之后，张和赵我们三个，经常在一起打平伙。轮着买菜拿酒，一起洗菜炒菜。单身宿舍里那红红的炉火，燃烧着我们的感情。张烨有点洁癖，蔬菜要洗五六遍，新买来的五香豆片，入口前，也要用开水冲上几下。我受他的影响，也比以前讲究卫生了。

　　矿山生活是单调的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矿山生活，更显乏味。而我们，因有这些同事，这些活动，我们过得挺充实。那段动人的青春岁月，是我们永远怀念的时光。

　　张最感兴趣，延续时间最长，和我故事最多的，还是玩象棋。他老输给我，不服。

　　“不行！不带点刺激我专不下心来，咱们一块钱一盘，当场结账，一盘一清！”那天，连续输我几局之后，他手掏掏裤兜，认真地说。看样子有钱。

　　我说：“那叫赌赙，性质变了。小心派出所把咱们逮去！”那时，我们的月工资，才四十多元钱。

　　“没事，输赢的钱，咱们和赵老师打平伙，喝酒！”他说。

　　我故意拿一手，说：“你输多了，你媳妇找我打架，我可受不了！”他平时怕媳妇。

　　“用我的稿费，她不知道！”他说着，掏出两个五元的票。

　　他确实偶有三五元的稿费，收入囊中。

　　打平伙吃饭喝酒，公平而有乐趣，对我们都有诱惑力。我动心了。

　　我们就开始了和钱挂钩的对弈。我是充满信心的。我父亲生前是象棋高手。我五六岁时，就经常看到父亲和人下棋。马跳日字象飞田，炮打隔子一溜烟，是父亲对我最早的象棋启蒙教育。稍大一点，我就在父亲的指导下，和别的小朋友下棋了。

　　速度慢了下来。我们都进入了神圣而严肃的状态。

　　第一局很关键。它决定下一步的心理状态，将持续影响以后各局。我的少年时期的象棋底子发挥了作用。我轻松拿下第一局。张讲究信用，当即掏出五元人民币让我找。我当然客气。他说必须收下，你不要，就意味着他赢了我也可以不给。我说我找不开，先放着，五局之后再算。他就把五元钱塞到棋盘底下，压上一块小砖头。结果刚开始了第二局，他又输了。

　　“两块了。”我说。

　　“对，这回咱们一局两块的。”他同意地说到。我说：“不行，你那点钱不够。”他却说，我不可能总赢。

　　我心想，我要保证一个基本事实，就是我可以不赢，但要必保证不输。我先连续赢他几局，叫他犯怵了，也许就罢手。就答应了他。结果是没有疑问的，他欠我四元了。

　　“这回五元一局！我就不信赢不了你。”这是典型的赌徒心理。他搓着手说，口气有点不能更改的味道。但他似乎没有勇气正面看我，说话声音还有些颤抖。我故作平静，顺势给了他台阶。新的一局开始了。

　　这是暑假里的一个礼拜天。好像是在我们家的门口。一年前，我们两家先后搬来鸽子楼公房。他家在前排，我家在后排。他从东边绕过来，到我家，不过三分四分钟。我媳妇上班了，我和儿子在家。他把他的儿子也带过来。两个孩子一会在屋里玩，一会就双双出来，看我们下棋。我们两个，一人穿着一个大裤衩子，跨栏背心。一人一个水杯摆在旁边。我们紧盯棋盘，我们专心致志。我一会点着一支香烟。灰白的烟气，在我们的头上萦绕。我早忘了我媳妇上班临走时让我包饺子的指示。

　　他兜里的十元钱都进了我兜。我说别玩了，打两次平伙都够用了。他哪里肯答应。他说去取钱，就“嗖嗖”跑回家。但拿来的不是钱，而是国库券。几局之后，十九元国库券又全部转移到我的囊中。我们早忘记了时间。直至我媳妇下班，气势汹汹站在我们面前时，我才看看表，中午十二点多了。我媳妇到院里小厨房一看，没有一点饺子的踪影，就抄起那把平时劈劈柴用的旧斧子，返回我们面前。我和张不知她要做什么，歪着身子站立起来。她抄起两个棋子，拿到北面矮墙上就砍，一斧子一个，把两个棋子劈成了四瓣。

　　我偷偷一瞟，是一匹马，一辆车。正是我方才用的黑子。我好心疼。平白无故丢失了两员大将，这以后咋办？但自知无理，也不敢吱声，怕暴露玩钱的真相，更不敢把钱还给张烨，转身进了厨房，和面切肉捅炉子。张烨也急忙拉着孩子的手，看了我装着十九元国库券和十元现金的裤衩兜一眼，迈着大步往家走去。恰巧他媳妇也来找他，和他撞了个对面。我听见他媳妇说：“不招呼不回去，真没脸！”

　　下午睡了一觉醒来，看到媳妇上班走了，我起身出屋，想把钱给张烨送去，谁知他媳妇正好进了我家院子，见到我说：“赵老师你也不够意思啊！”

　　我知道她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全部，故意说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　　她说：“那是我给张烨让他给孩子买洗澡大盆的十元钱，都让你赢去了。还真要？”

　　我笑了，说：“愿赌服输！我又没抢！还有十九元国库券呢！”

　　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回去打死张烨！”看来她还不知道张烨拿国库券的事。

　　我说：“千万别！那我还得蹲大狱去！伸手！钱和国库券都在这儿！”我把那两个花色的一团塞到她手上，顺便攥了一下她的手。

　　我们太熟悉了，经常开玩笑。（2025.6.7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