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初中三年故事（散文） ——一个国企退休老头的故事

　　1957年至1960年，是我初中求学的三年。

　　三年时间虽然不长，在我八十一年的人生经历中却刻下了不能忘却的记忆……

　　一、莫明其妙的帽子公司

　　1957年下学期，我进初一。

　　班主任老师姓胡，醴陵人。一位长相甜美、刚从省城师范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大姐姐。敢称为“姐”，是因为班上同学大多是解放后才有机会上学的孩子，年龄参差不齐，好几位农村耒的同学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师生站在一块，也分不清谁师谁生了。

　　胡老师对学生很友善，课间休息甚至可以一起嘻笑打闹。快七十年过去了，我还记得她在同学中唱的那个醴陵民歌调:“哎呀！我的满妹子鬼也哎嗨呀……

　　那天下课时，胡老师忽然红着眼对同学们说：“都去那边看看贴的那些漫画吧！我恐怕要休息些日子了。”

　　原来，胡老师与她热恋的男友是大学校友，又同时分配到这个县城。只是一个在二中，另一个到一中。连接两个中学那段田间小道要走约四十分钟，因为四周无住户，晚上都不敢贸然穿行。

　　漫画上画着的正是她倚校门而望，两地鸳鸯心有不爽。漫画下的文字指责她“对组织分配不满”、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。

　　一溜漫画的末尾，还有一位以“帽子公司经理”自称者画着一顶礼帽，帽下无人，莫明其妙。

　　笫二天全校师生在食堂吃饭时，一位称着“组长”的校领导推着林姓历史老师上了舞台（食堂又作开大会礼堂使用）。组长大声宣布：林xx是右派分子！

　　就见那位林老师偏着头，手里还端着饭钵，一脸茫然，师道尊严此刻荡然无存。

　　接下来的几日，那漫画的帽子上添了个“右”字。帽子下除了林老师，又陆续加了几位老师。《地理》老师最牛皮的绝活数他一口气可连说不少“岛”名，又连说不少“河”的名称,语速快得令人佩服。教《植物学》的老师是福建人，也是大学毕业分配而来，一口闽南话轻嘴薄舌十分好听。他还是学校教师篮球队前锋，绝对绝对的主力。轮到他上课时左手端着教案本右手向学生示意、一个大跨步就可以从门口一跃而稳稳落在讲台下那个台子上，动作十分潇洒漂亮。

　　后来，几位老师在学校农场干活了。为什么他们被“右”？我才十二岁，我真的搞不懂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：十年过去以后，那位“组长”却因为他给自己三个孩子的取名分别为“爱国”、“爱民”、“爱党”，而被人连线成了爱“国民党”。或许心有委屈却百口莫辩，这是后话。

　　二、勤工俭学成就半个农民

　　1958年，初中二年级。国家号召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

　　学校增加了“劳动”课，又称作“勤工俭学”。劳动劳动，出了课堂才能动，于是很受大家欢迎，特别那些从农村来的学生更是如鱼得水。能有在“街巴佬”面前展示手脚的杌会，好不得意。

　　学校有农场，有一些菜地；鱼圹边有竹篱围好的饲养场，有鸡、鸭、鹅；离食堂不远的猪圈里还养了几头大肥猪。

　　我被划入“街巴佬”了，逢劳动课班上劳动委员就直接打发我去了饲养场。最开心的事是手挥一根小树枝，赶着那十几只大白鹅去草坪上任它们啄食青草。我坐在树荫下，脑子里闪过才看的匈牙利电影《牧鹅少年马季》中那些镜头，悠哉游哉。

　　学生多，学校里可供劳动的场所毕竟有限，于是劳动课的时间相对作了调整，班干部们有权对具体内容作出决定。

　　从学校后面坐渡船过沅江，去十里以外的山上砍柴是大家最乐意的事。因为上午砍一担柴回来送到食堂后，下午就可以不上课。到后耒食堂边柴堆堆不下了，我们就挑上柴沿街叫卖，回校把那几角钱上交劳动委员。

　　我们还去离校几十里的农村扯过竹笋，白天扯、晚上剥外皮，再用大锅煮开。除了上交食堂一部分外剩余要卖掉。说是“俭学”，其实并没有减少学生该向学校缴纳的费用。而班上劳动委员收那些钱去哪了？大家也懒得追究。

　　接下耒我们劳动课的内容越耒越丰富，开始走出校门。

　　国家开展大炼钢铁的运动时，教室对面那几棵高大的枫树下方，一个几米高的土炉就冒烟了。我们去山里挑回木炭，又把家里家外四处搜来的废铁送进炉膛；

　　政府说要建个飞机场，我们又从沅水河滩捡拾卵石，一担一担地送到一中后面的山坡地。十里左右的距离，一天往返两次就累得不行；

　　我们还用锄头挑起被包、行旅，浩浩荡荡步行四十里路去雪峰山植树绿化；

　　我们也曾在冬季与成千上万的农民一起挖泥垒坝修筑水库；

　　还有去农村插秧打禾、挖红薯、摘茶籽等等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。

　　最令我收获满满的是1958年的9月，在偏远山村搞了半个月的扫除文盲活动。我实实在在地与农民同吃：各家各户轮流派饭，互相攀比倾其所有招待“老师”；同住：晚上睡在生产队谷仓上面楼板上，享受两位持枪民兵的“保卫”；同劳动：白天跟在几个小不点后面赶着两头牛满山跑。这次“支教”结束时，我还分享了农民朋友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喜悦。

　　我所有相关农村的那些知识，就都是从那些劳动中积累的。很长时间内,我居然敢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“半个农民”。

　　三、学生食堂那些伤心往事

　　学校在县城郊区，住校的学生居多。就是家离校稍近点的同学，吃饭也愿意在学校解决。食堂其实是礼堂，有四方饭桌却没有凳子。逢全校师生大会时会把饭桌叠到后面，学生从教室扛着自已坐椅分班而坐。

　　吃饭是按班级编排好的八人一组，那种四方桌也没有板凳，需站着扒拉几口填饱肚子。

　　开饭时，大师付用几架板车把用木桶盛着的米饭送到食堂，任学生自已去各取所需。用来煮饭的米没有人工精洗的痕迹，又是用木甑蒸熟的，不用菜也能吃出香味。桌上有四菜一汤，有荤有素。一桌人围在一起倒也斯文有礼，互相谦让，到最后那人吃完饭了桌上也还能剩下些汤汤水水。

　　到初二下学期时，食堂情况有了些变化。木桶里的可盛的饭略显不足了，桌上菜钵子里也明显少了以前那种光泽。饭前的那节课下课钟声响过后，往食堂方向去的人群由过去从容不迫变成了争先恐后，同一桌人步子稍慢点的对着装菜的钵子只能哭笑不得。

　　不久，政府开始对粮食实行定量供应。凭心而论，国家对青年学生是特别关照的：当时城市居民每月大米供应26斤，而我们初中学生有31斤，到高中还会有33斤。学校食堂开始改用那种瓦钵子蒸饭，每人一份，由大师付送上饭桌。到食堂去又可以不急不慢了，而且又有人发起选出轮值“席长”，席长的任务便是负责把桌上的菜平均分到每个人的饭钵上面。

　　到1960年初三那年，还发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。

　　学校菜地遭劫：种着胡萝卜的菜地靠路边地段明显矮了一截，有人把胡萝卜拔出后取走根部把茎叶又插入土中；食堂割走绿甘蓝后留在土中的根被同学“啃甘蔗”了。

　　猪圈里煮猪食的灶屋里不时有人“烧烤”：我在同桌怂恿下重抄儿时旧业，在校外树林用弹弓打下些鸟雀，同桌专业拔毛开膛用黄色草纸包好，浸湿水后在灶灰中煨熟香气扑鼻；还有同学在校外稻田边水渠中捡得刚死的小鱼，用竹棍插入口中烤得两面焦黄还赞不绝口。

　　见食堂大师傅们端着饭碗蹲太阳下吃“肉”直呼过瘾，只说是“厨房里捉的老鼠是吃饭菜长大的”人吃了没事。

　　在寝室见一同学挺坐床沿表情痛苦，想替他去寻校医却被拒绝了。他说吃饭前同桌有两位家住县城的同学回家了，他发扬风格替他俩完成了吃饭任务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三年好快，好快，有说是日月如梭。

　　三年又好长，好长，几乎叫度日如年。

　　三年的初中生活，有迷惘，有磨难，也有收获。我在迷惘中学会了清醒，在磨难中经受了考验，在收获中成就了人生。

　　抚今追昔，当知一切来之不易。

　　好好珍惜，才是正理，我定会好自为之。